一些大學生兼職做主播 小心踩進簽約坑

走進直播間想兼職的大學生，卻因合同糾紛被索要高額違約金，成了法庭上的被告或仲裁庭的當事人。保底費、簽約費中暗藏哪些玄機?中青報·中青網(wǎng)記者對此進行了調(diào)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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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某高校大三學生張涵、王鑫、李燕沒想到，因為想兼職掙錢，最后鬧上了仲裁庭。

2023年4月，此3人陸續(xù)與武漢起飛文化傳媒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“起飛傳媒”)簽約，成了該公司的主播。合同約定，雙方發(fā)生糾紛如果協(xié)商不成，將通過仲裁方式解決。直播一個多月后，3人索要保底薪酬時吃了閉門羹。感覺不對勁，她們向公司提出解約。雙方溝通未果，起飛傳媒向武漢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，要求每人支付7萬元違約金、5000元律師費以及全部仲裁費用。歷經(jīng)周折，今年7月，雙方達成和解。

這幾名大學生的遭遇并非個案。記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(wǎng)上以“大學生”“主播”為關(guān)鍵詞檢索到2023年公開的多份裁判文書，11份判決書中，原告是直播公司，被告是在校大學生或剛畢業(yè)的大學生。其中10份文書顯示，法院判定大學生需支付4000元到15萬元不等的違約金。

這些大學生為何兼職當主播?又為何遭遇高額索賠?中青報·中青網(wǎng)記者對此進行了調(diào)查。

5000元保底費吸引大學生簽約

提起與起飛傳媒法定代表人李某溝通簽約時的情景，3人對當時李某開出的誘人薪資記憶猶新。

“前3個月，每個月5000元保底，另外還有5000元簽約費。除了保底收入，還有打賞提成。”張涵記得，李某當時說，“不管干成什么樣，5000元保底都能拿到”。

李某不認可這個說法。他告訴記者，自己不負責招聘主播。據(jù)他了解，公司與大學生是合作關(guān)系，公司要么提供簽約費，要么提供保底，不會都給。

對于工作內(nèi)容，李燕說，當時公司人員要求她們每天直播5個小時，在抖音上和網(wǎng)友聊天。

這3人中，只有李燕在抖音上有1000多名粉絲，對直播有一定了解，她有些擔心完不成任務，“每天都要播，不能斷。我白天還有課，怕沒時間”。

對于李燕的擔憂，李某告訴她，可以晚上沒課的時候播。

“公司有團隊‘包裝’我們。”雖然沒有直播經(jīng)驗，但張涵覺得有公司培養(yǎng)，自己一定行。

利用課余時間兼職，還能拿5000元保底，3人決定簽約。拿到手的電子合同共11頁，最后一頁是“合作協(xié)議項下實際投入支出確認單”。上面顯示，每人的簽約費是3.5萬元。

“為什么簽約費變成了3.5萬元?”李燕當即問李某。“他當時說，我的簽約費是5000元，剩下的3萬元是以后培養(yǎng)我或者租房直播的費用。我當時想，我的長相不算特別出眾，也沒什么才藝，怎么可能有這么高的簽約費?”李燕回憶，“聽到他當時說實際上只有5000元時，我感到還比較合理，就放下了戒心”。

聽到李某的解釋，王鑫也覺得合理，“自己的能力擺在這里，就值5000元”。

李某告訴她們，簽約費到賬后，需要以現(xiàn)金形式返還3萬元給他。“公司會租房子，這筆錢他出了，走的是他個人‘私賬’。”張涵說，這是李某當時給出的理由。

李燕沒多想，“他說要現(xiàn)金，我還以為是為了少繳點稅”。

既然要收回3萬元，為什么不能轉(zhuǎn)賬而只要現(xiàn)金?面對記者提出的這個問題，李某沒有正面回答。

在“法大大”第三方電子合同平臺，她們與起飛傳媒簽了約。簽約后，3人稱，收到起飛傳媒轉(zhuǎn)來的3.5萬元。根據(jù)王鑫、李燕提供的交易截圖，記者看到，確有3.5萬元進賬。交易備注均有“簽約費-起飛傳媒-李某”字樣。

錢到賬后，3人按照之前的溝通，由自己或委托同學取現(xiàn)給李某。她們提供的交易截圖顯示，均有取現(xiàn)或轉(zhuǎn)出3萬元給李某的記錄。

門檻一道道，想拿保底不容易

按照約定，李燕3人用個人抖音號進了起飛傳媒“公會”(“公會”是直播平臺為便于經(jīng)紀人或公司管理旗下主播的收入和運營，為其開設(shè)的管理性質(zhì)賬號——記者注)。幾人提供的“公會”合作詳情頁面截圖顯示，“保底收入5000元/月”。

直播了一段時間，起飛傳媒運營約談了她們。

張涵感覺運營在“挑刺”：“我當天播夠時長了，(他們)說我播的內(nèi)容不行。我把內(nèi)容播好了，又說我沒找‘大哥’要打賞。我要打賞了，又說內(nèi)容不達標。”

李燕說，運營經(jīng)常拿她和成熟主播比，比如，“你看看人家直播一晚上賺幾千、幾萬，你看你一天的流水怎么這么少”。

李某不認為這是“挑刺”，而是公司對主播的幫助。他說，公司運營會根據(jù)直播情況與主播一起復盤，針對直播出現(xiàn)的問題給出建議。但張涵認為，有些建議很難實現(xiàn)，“他讓我搞‘擦邊’，我拒絕了”。李燕也認為，公司并沒有提什么實用建議。

她們的直播間每次觀看人數(shù)只有十幾人，其中還包括被拉進直播間作為“氣氛組”的同學、朋友。打賞收入更是少得可憐。記者從李燕提供的收入賬單截圖看到，她單場直播多的時候能收入100元，少的時候只有3分錢。簽約一個多月以來，她的打賞收入總計515.26元。

直播一個多月后，幾人索要5000元保底時，卻吃了閉門羹。

“我和張涵沒有完成每天5小時的直播任務，但王鑫實打?qū)嵅ネ炅�，也拿不到保底�?rdquo;李燕說。

王鑫記得，當時李某給出的理由是“直播時長不足”。她說，自己完成了每天5小時的任務，但按照李某的說法，從晚上10點播到第二天凌晨3點，不算播滿5小時，要在1天內(nèi)連續(xù)播5小時才算。“但是簽約時他并沒有跟我們說清楚，第一個月我們要播完的時候，他才跟我們說這些”。

李某告訴記者，這種算法是抖音平臺給出的規(guī)則，“我們是按照抖音官方后臺(規(guī)則)去計算每天的時長、每個月的時長，不是說我們想怎么算就怎么算”。

記者撥通了抖音客服電話，客服稱，平臺沒有對時長作出過規(guī)定，具體要看“公會”要求。翻閱幾個人的合同，在“直播及短視頻任務要求”項下，提到“每月直播天數(shù)大于26天，每月不低于130小時”，沒有“每天5小時的直播任務”要求，也沒有“1天內(nèi)連續(xù)播5小時”的規(guī)定。

協(xié)商解約遭遇高額索賠

由于沒有拿到保底，加之學校輔導員勸她們及早解約，于是李燕等人找到李某要求解約。

李某同意解約，但須每人支付3.5萬元違約金，包括5000元簽約費、租房成本、公司損失。

“我們已經(jīng)把3萬元現(xiàn)金給你了，怎么還讓我們退這么多?”李燕當場問李某。李某告訴她們，如果按照違約條款，每人最低需要賠10倍簽約費，也就是35萬元，看她們是學生，只要回簽約時公司支付的3.5萬元，其他損失不計較了。

李某為她們租了三室一廳的房子，月租金4500元左右。提出解約時，她們剛?cè)胱?個多月。“如果是押一付三，房東最多會讓公司付兩個多月的房租，也就是每人3000多元。加上5000元簽約費，我們每個人花了公司8000多元，跟我們要3.5萬太多了。”李燕說。

看著合同中的違約條款，李燕3人妥協(xié)了。她們與起飛傳媒簽了和解協(xié)議，分3期向李某支付3.5萬元違約金。

為了籌錢，李燕、王鑫去年暑假沒有回家，在學校附近的餐館“端盤子掙了9000元”。

然而，3人“越想越委屈”，并沒有按和解協(xié)議約定的還款日期支付違約金。

沒拿到違約金的李某時不時發(fā)消息催促。“今天我跟你要身份證地址，先寄律師函，然后就直接安排法務起訴了。”“不想調(diào)解，那我就費點事，我大不了起訴。”在李燕與李某的微信聊天截圖中，記者看到了多條催要違約金的消息。

今年三、四月間，李燕3人陸續(xù)收到武漢仲裁委員會寄來的李某提交的仲裁申請書副本。起飛傳媒主張，每人須賠償7萬元違約金，外加5000元律師費和全部仲裁費。

7月17日，在武漢仲裁委員會仲裁員斡旋下，3人與起飛傳媒達成和解。

“我們違約是事實，仲裁員說，開庭的話，我們大概率也得賠，可能賠更多。”李燕說，和解的條件是每人分14期向李某支付1.4萬元違約金。

當天下午，起飛傳媒還有一場仲裁，另一方當事人是湖北某職業(yè)學院學生王佳。她沒來現(xiàn)場，而是委托湖北尊而光(洪山)律師事務所律師趙亞琴全權(quán)代理。

趙亞琴聽了張涵等3名學生的遭遇后表示，王佳與她們的情況基本一致。“王佳的合同也是寫明了3.5萬元簽約費，被公司要回了3萬元現(xiàn)金。后來她因為各種原因解約，被公司索賠前期投入的錢。”最終，王佳與起飛傳媒達成了和解。

“給你簽約費，可能是為了收解約費”

除了仲裁，一些直播公司直接起訴大學生，索賠違約金。在中國裁判文書網(wǎng)上，記者看到，一些大學生因為學業(yè)壓力等原因斷播，進而被公司起訴。

2021年11月，大學生秦某與上海一家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簽約，成為該公司一名主播。因?qū)W校課程考試安排、出入規(guī)定等限制，秦某常有未完成直播任務的情形。多次催告無果，公司將秦某告上法庭。廣東省廣州市番禺區(qū)人民法院經(jīng)審理認為，經(jīng)原告多番催促，被告仍未能按照合同規(guī)定的直播時長及直播天數(shù)完成直播，其行為已構(gòu)成違約。根據(jù)公平與誠實信用原則以及利益平衡，酌定被告應支付違約金15萬元。

同樣因為學業(yè)任務較重，大學生舒某也因斷播被公司起訴。2021年10月，舒某與青島一家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簽約。不久后，舒某因要完成課程任務，單方停止直播，后公司將其起訴至法院。山東省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經(jīng)審理查明事實與原審認定一致，即舒某未經(jīng)公司同意自行停播，已違反合同約定，裁定支付違約金3萬元。

類似的案例在中國裁判文書網(wǎng)上還有不少。李欣怡是張涵的輔導員，她告訴記者，學生們的學習任務很重，白天幾乎很難有大塊時間直播，只能晚上直播，這必然會影響第二天上課，很難長期堅持。“我發(fā)現(xiàn)她在做直播，趕緊跟她說想辦法解約，學生的主要任務還是學習”。

實際上，大學生想通過兼職當主播賺生活費并非易事。

一名某直播平臺工作人員給記者算了一筆賬：若主播加入“公會”，按照主流的打賞分成比例，一般是平臺抽取50%，剩下的50%由公會和主播協(xié)商分配。常見的分配比例是公會抽取10%-20%，主播獲得30%-40%。按這個比例計算，如果主播想分得5000元的打賞，一個月要有1.5萬元以上的禮物流水。禮物流水超過公司的既定目標，公司自然愿意將錢付給主播，這樣主播下個月能繼續(xù)為公司賺錢。如果沒完成流水任務，公司就會找各種理由不發(fā)或者少發(fā)保底。

今年5月，曹洋與浙江某傳媒公司簽約，成為該公司的一名主播。據(jù)曹洋介紹，這家公司的簽約主播多數(shù)是在校大學生或剛畢業(yè)不久的大學生。

去年剛畢業(yè)的她對薪資待遇比較滿意：前兩個月每個月有7000元保底，第三個月開始調(diào)整為分成收益模式。工作內(nèi)容是，每月直播天數(shù)不低于26天，每天直播時長不低于6小時。她提供給記者的合同中，對直播時長進行了界定：符合甲方直播內(nèi)容要求的直播時長，方可確認為有效直播時長。

直播一個多月，在發(fā)保底之前，公司工作人員告訴曹洋，她有多次直播為無效直播，要扣保底收入1000元。曹洋覺得這種判定很主觀。有一次，她離6小時直播任務就差1秒鐘，也被認定為無效直播，因為時長不夠。

這位直播平臺工作人員告訴記者，有效直播時長是將觀看人數(shù)、互動人數(shù)、打賞金額等納入統(tǒng)計。每家公司對于有效直播時長的界定不同，業(yè)內(nèi)沒有統(tǒng)一標準。

一些大學生在簽約時能拿到一筆簽約費，但在武漢鯨璽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正宇看來，這會帶來一定風險。他說，簽約費本身不是壞事，可以幫助公司吸引優(yōu)質(zhì)主播。一般情況下，簽約費是給有一定知名度的主播，但現(xiàn)在很多“素人”(即普通人)也能拿到。“業(yè)內(nèi)人士都知道，這就是‘割韭菜’，給你簽約費，可能是為了收解約費。”

武漢立星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人事經(jīng)理魏聰稱，“行業(yè)內(nèi)對簽約費詬病較多，一些公司因為簽約費和主播產(chǎn)生糾紛，甚至鬧上法庭，我們現(xiàn)在不搞簽約費那一套了。”曾從事直播招聘業(yè)務的湖北前包人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人事主管方先生也說，“簽約費問題太多，我們現(xiàn)在都不做這種招聘了。”

(應受訪者要求，張涵、王鑫、李燕、王佳、曹洋為化名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