楊伯達記得，上世紀50年代剛進故宮不久，院長吳仲超提倡“讀畫”和“讀字”，雖只搞了兩三年就不了了之，但這個“讀”字卻影響了他一生。他覺得自己70年文物生涯的苦楚和歡樂，均從這個“讀”字上來。他早些年讀得很雜，對金銀器、琺瑯器、玻璃器、象牙犀角雕、清代院畫等都有研究，是故宮里的雜項專家。直到1992年離休，年過60的他才真正專注于讀玉，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玉學大家。2021年5月21日，94歲的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楊伯達去世。
“春水”與“秋山”
楊伯達最早與玉結緣可追溯到1959年。那時，在院長吳仲超的指示下，故宮開始對庫房進行清理。專家組成定級小組，將各類文物劃分出一、二、三級，再進行“三核對”(即文物、庫藏卡片和賬冊三者核對一致)和編目。時任故宮美術史部副主任的楊伯達與故宮一位老研究員、來自琉璃廠的一位老古董商三人一組，負責對館藏清代玉器進行分級和整理。
1959年夏，三人用三個月時間看了一萬余件清代玉器，差不多是故宮玉器收藏的三分之一。那時故宮文物有“三大家”(唐蘭、陳萬星、徐邦達)、“四大類”(書法、青銅器、繪畫、陶瓷)，楊伯達在這些大類的縫隙中尋找著適合自己的研究領域，玉還沒有成為他關注的重點。他發(fā)現(xiàn)，玉器鑒定有一個不同于書畫、青銅等的特點，那就是找不到鑒定的標準器。
故宮收藏的玉器都是傳世玉器。傳世古玉除少數(shù)可以查清來龍去脈者外，絕大多數(shù)來無蹤去無影，那時尚沒有年代確定的出土玉器作為參照。楊伯達還注意到，這批古玉里有兩種玉與其他玉器的風格迥然不同，一種是鶻攫天鵝，一種是山林群鹿，充滿特殊的山林野趣和北國氣息。他是學美術史的，覺得山林群鹿玉與遼慶陵山水壁畫、故宮收藏的遼契丹畫家所畫的《秋林群鹿圖》和《丹楓呦鹿圖》有相似的風格。柞樹葉子也是遼代繪畫中特有的元素，完全不同于漢族常用的松柏竹梅。他因而猜測，這會不會是遼金的玉器呢?
那時古玩界的民間藏玉多為明清玉，古玩界對宋玉的判斷標準只有一個籠統(tǒng)的“細”，北宋南宋不分，對遼金玉器就更無視了。楊伯達把這個疑問放在心中。
1981年，楊伯達受邀參加木蘭圍場200周年慶，認識了滿族學者布尼·阿林，向他請教滿族的風俗文化和遼金歷史，又經(jīng)他介紹認識了赤峰政協(xié)副主席、曾任考古隊隊長的遼金史專家蘇赫。交談中，楊伯達學到了一個關鍵詞“捺缽”。“捺缽”是契丹語，意為遼帝的行營所在。
不久，楊伯達到黑龍江阿城開會。阿城是金代的都城，在阿城博物館里，他看到了出土的銅天鵝。一見展翅飛揚的天鵝，他就感到，謎底更近了。他再次查閱《遼史》和《金史》。據(jù)《遼史·營衛(wèi)志》記載：“遼國盡有大漠，浸包長城之境，因宜為治。秋冬違寒，春夏避暑，隨水草就畋漁，歲以為常。四時各有行在之所，謂之‘捺缽’。”文獻記載，遼帝“四時捺缽”，春狩主要獵天鵝(鶻就是海東青)，秋狩主要獵鹿。女真族滅遼建金后，依然沿用這樣的風俗，只是不再使用契丹語的“捺缽”，而將春狩、秋狩改稱為“春水”“秋山”。
1983年，他在故宮院刊上發(fā)表《女真族“春水”、“秋山”玉考》，將鶻攫天鵝玉命名為“春水”玉，將山林群鹿玉命名為“秋山”玉，認為其應是遼金時期的玉。至此，經(jīng)過20多年的尋索，一個考古之謎終于在他手上揭開。
國寶翡翠“86工程”
上世紀80年代，楊伯達還參與了一項翡翠國寶工程。四塊翡翠國寶是如何流傳下來的，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很難說清楚，只知道出于緬甸勐拱，清末輸入內地。
物資儲備局首先組織了14人的國庫翡翠鑒定小組。鑒定結論是：四塊翡翠產(chǎn)于緬甸，四塊原料總重量803.6公斤，時價為1500萬人民幣。輕工業(yè)部、工藝美術總公司組織了由15人組成的題材審議委員會，楊伯達是成員之一。1982年11月，輕工業(yè)部在北京市玉器廠主持召開第一次審議委員會議。會上楊伯達建議，要吸取清乾隆制作《大禹治水玉山》的經(jīng)驗�！洞笥碇嗡裆健肥乔宕弁跤竦膸p峰之作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作品。
經(jīng)三次審議，初步議定一號料作泰山(《岱岳奇觀》)，二號料作香薰(《含香聚瑞》)，三號料作花籃(《群芳攬勝》)，四號料作插屏(《四海騰歡》)。翡翠由北京市玉器廠施工制作，因擬于1986年制作完成，被命名為“86工程”。但因難度極大，實際到1989年才完成。
擔任四號料主設計和主雕人的是郭石林。他回憶，楊伯達幾次帶他們到故宮和頤和園觀摩古代玉器。郭石林在故宮的倉庫中看到大量古玉作品，還在頤和園見到了外界一般見不到的慈禧的百鳥朝鳳翡翠插屏。
郭石林記得，楊伯達每每來玉器廠，都對制玉工藝非常感興趣，會向匠人請教花薰的球形是怎么挖的、插屏的大幅玉片是怎么分割的、鏤空的玉活鏈如何精準琢磨等等。崔奇銘跟隨師父郭石林一起參加了制作。他回憶，楊伯達當時常來玉器廠給大家講課，如講歷代玉雕龍的變化與特點、故宮歷代山子(一種以山水為主的玉雕)。
楊伯達在故宮看過數(shù)十件大小不等的宋至清代的山子作品。他分析，這些山子的布局都采用高遠、深遠、平遠的“三遠法”，山石面上用皴法雕飾樹木花草，人物鳥獸比例合理、動態(tài)自然，達到形神兼?zhèn)涞木车亍ｋS著對設計制作的跟蹤，楊伯達對翡翠的研究興趣更加濃厚起來。
安徽省文物局綜合處處長、調研員張宏明認為，楊伯達的玉器研究論文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特點，那就是論證未必最為嚴謹，結論卻是石破天驚，合乎邏輯，閃爍著思想火花，因此他能成為玉文化研究階段性集大成式人物。
2013年，楊伯達卸任中國文物學會玉器專業(yè)委員會會長之職，擔任名譽會長，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王亞民接任會長。他覺得，楊伯達的研究得益于故宮內海量珍貴藏品，因此起點很高。
工作于故宮博物院器物部玉器組的徐琳從2019年8月開始接任中國文物學會玉器專業(yè)委員會會長。她每次去楊伯達家，幾乎都看見他在小客廳的書桌前寫東西，頭埋在稿里，周圍全是書。她常在早晨8時或者7時50分接到楊伯達的電話，要她幫忙查一個資料。楊伯達不會用電腦，大量的學術文章都是自己手寫，常常需要徐琳和其他故宮工作人員幫忙在網(wǎng)上查資料或考古報告。在2019年生病住院前幾年里，他每天都工作到夜里兩點。徐琳覺得，他仿佛有一種使命感，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一些事情做完。
鮑安琪/文
